陶國璋。哲學的追尋

存在的陌生是回憶起長時間的遺忘,長期在現實生活中營役而不知其所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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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精神與戴奧尼索斯精神

Posted by taokc 於 24 九月, 2007

尼采眾多作品中,1872年《悲劇的誕生》出版,其思想方向漸趨成熟,可以看作他的思想起點。表面上,書是探究希臘悲劇的歷史,實則他懷有更深遠的目的,他借助希臘悲劇的結構來對抗柏拉圖之理智精神,以反思現代西方文化的毛病根源。書中說到西方文化有兩種驅使力(drives),一為阿波羅精神 (Apollinian),一為戴奧尼索斯精神 (Dionysian)[1]。尼采對二精神的詮述是非常躍動而不穩定的,許多尼采專家俱有差異的詮釋,本文不打算深入探討其理路,而就簡易方式作理性的分解。依分解的進路,阿波羅是太陽神,象徵理性清明,尼采由之借喻它為一種追求明晰區分及重視個體性的文化表現;理性清明的思維自覺要求對事事物物作出明確的界限及嚴守其界限,於是,理性的人會操控情欲,不斷自我控制;不過,尼采同時肯定阿波羅是一種夢的狀態,如幻如化的生存樣態,這大概要將亞波羅精神與後來純分解的柏拉圖精神區分開。廣泛言之,阿波羅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具體表現為理智求真的方向,開出科學、法律等;而藝術上,則表現為繪畫、雕刻等較為冷靜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阿波羅精神同時表現為個別化原理,只有透過他,我們才可以在幻像中獲得解脫。

戴奧尼索斯則是酒神,象徵熱烈激情,它是一種力求踰愈有限,衝破既定界限的驅力;它為了解消界限,演化為摧毀個體性,不斷追求超愈其現實性;戴奧尼索斯的神秘歡呼穿破了個別化的魔障,而開闢一條返於存有母體的途徑。戴奧尼索斯精神具體開出西方的藝術,特別是音樂和舞蹈。二者再交互交織,便形成西方文化的多樣性。

但是就《悲劇的誕生》整體來說,它目標是揭示出原初的統一和個別化、意願與表象以及生命苦難之間的矛盾。這種本原的矛盾帶有反生命和責難生命的傾向。這種矛盾在亞波羅精神與戴奧尼索斯精神的對峙中顯示出來。亞波羅精神是個體化原則的化身,他構築表象的表象、美的表象、夢幻或造型藝術。尼采說:亞波羅在永恆現象的燦爛光輝裡克服了個體的苦難。相反而言,戴奧尼索斯在狂熱的沉醉中,砸破了個體性並將其拖進毀滅的深淵,使生命融入本原的存在。

《悲劇的誕生》一方面研究希臘悲劇的藝術性,另一方面借之提出了生命存在本源上是內部破裂的,尼采特別標示希臘悲劇為揉合了這兩種精神的典範。表面上這兩種衝力是相互對立的,但實際上它們皆共存於人的靈魂中,當然其中一種力量會佔了主導地位,從而演化為社會建制、藝術作品。正由於兩者之間所生之對立張力,反而構成特有的創造性。

阿波羅精神與戴奧尼索斯精神二者的交織是十分微妙複習的,我認為大概是尼采不願接受西方分解的定義法,要以更輕盈的詩意文字來勾勒人類文化最本源的動力。尼采首先在藝術型態上分判這兩種精神的表現。

他認為古希臘荷馬(Homer)的史詩是典型的阿波羅精神表現,因為史詩推崇個體性,凸顯個人、事物及事件之獨特形象。戴奧尼索斯精神的藝術表達形式則是祭禮的音樂形式,祭禮進行中,歌唱隊的歌唱及舞蹈,完全進入忘我失神之狀態中,個體性亦同時泯沒。

希臘悲劇本質上就是二元性。當戴奧尼索斯式的歌唱隊及舞蹈演唱至投入忘我之際,同一演員帶上面具,分別扮演著不同的個體,以嚴緊而有秩序的臺辭,並以節制的聲調訴說生命的荒謬,激情與清明竟然巧妙地在此形式中取得了均衡,阿波羅及戴奧尼索斯得以綜合為一。在悲劇的劇情裡,主角雖然慘遭命運所播弄,但是憑著人類最可貴的強力意志,最終挺立悲劇英雄。悲劇英雄的存在身分見證著一種對人類存在之悲觀情調及絕望心情之抗衡,感觸激情與理性清明再次得到了存在性的統合。所以悲劇既沒有摧毀我們的求生意志,亦並未陷落理智的外在化對生命現象之解說;是以悲劇給予我們安慰,並誘導我們繼續去生活。

尼采認為希臘悲劇的基礎是戴奧尼索斯的音樂精神,透過這種精神,人得以返歸存在的母體,與具有神靈的萬物混融為一。戴奧尼索斯精神相當後期的衝創意志(The Will to Power) ;在這個創造意志和本能的強力衝創下,阿波羅精神才被啟動,尋求個別、具體的形象來表達。

如此說來,戴奧尼索斯就是普遍化原理,阿波羅是個體化原理;但是此普遍化原理並非傳統哲學中抽象的、形而上學中的第一原則;毋寧是戴奧尼索斯以其直觀和迷醉的身體,衝破個體性執著的聯繫,而讓我們沉緬於悲劇的情調中而通向整體宇宙悲情;他特別重視悲劇中的歌唱隊和舞蹈者,因為他們恰如其份地在祭禮的音樂表達中呈現酒神的身份。尼采明顯認為戴奧尼索斯較阿波羅主動而重要,他是一種力求超踰界限、解消封限、摧毀個體性及強度的驅力;相對而言,阿波羅是進行識別個體的想像,將種種直觀形諸於具體的表達,以便個體彼此的分際得以區別化,得以在理智上辨識。

在悲劇的場景中,戴奧尼索斯藝術以雙重方式影響阿波羅式的表現:其一,以其音樂觸發我們混忘個體的獨立性,產生對世界尚未分化,整體沉溢於原始狂醉的直觀中;其二,他相信音樂使這象徵的形象(image)以最高深的意味浮現出來,於是產生了神話世界的大想像,尤其可以產生悲劇神話。

對尼采來說,神話是一些有意義的範例,也就是戴奧尼索斯知識的象徵表達。他談到抒情詩人的表現時,認為是音樂如何滲入抒情詩人的心中,經歷起伏洄蕩,盡量以阿波羅式的形象(images)來說明戴奧尼索斯的內蘊。

音樂的作用是讓我們投入而自我釋放,讓我們了解個體泯滅(annihilation)時所感到的快樂。個體的泯滅,將會為我們解釋戴奧尼索斯藝術的永恆現象(eternal phenomenon),生命得以在混忘中得到統合。書中要反思一個問題:為何現代人類的文化變得如此衰弱,甚至瀕臨虛無主義之中?他說現代人時常會發問一個問題:「人生值得活嗎?」尼采捉著這問題,他的答案是:當我們發問這問題的時候,即反映出現代人正深陷虛無的泥淖中,所以他提出希臘悲劇才是生命真正的統合。


[1]  Nietzsche ,F.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Case of Wagner, trans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 1967;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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